10分赛车

  • <tr id='ujBm60'><strong id='ujBm60'></strong><small id='ujBm60'></small><button id='ujBm60'></button><li id='ujBm60'><noscript id='ujBm60'><big id='ujBm60'></big><dt id='ujBm60'></dt></noscript></li></tr><ol id='ujBm60'><option id='ujBm60'><table id='ujBm60'><blockquote id='ujBm60'><tbody id='ujBm60'></tbody></blockquote></table></option></ol><u id='ujBm60'></u><kbd id='ujBm60'><kbd id='ujBm60'></kbd></kbd>

    <code id='ujBm60'><strong id='ujBm60'></strong></code>

    <fieldset id='ujBm60'></fieldset>
          <span id='ujBm60'></span>

              <ins id='ujBm60'></ins>
              <acronym id='ujBm60'><em id='ujBm60'></em><td id='ujBm60'><div id='ujBm60'></div></td></acronym><address id='ujBm60'><big id='ujBm60'><big id='ujBm60'></big><legend id='ujBm60'></legend></big></address>

              <i id='ujBm60'><div id='ujBm60'><ins id='ujBm60'></ins></div></i>
              <i id='ujBm60'></i>
            1. <dl id='ujBm60'></dl>
              1. <blockquote id='ujBm60'><q id='ujBm60'><noscript id='ujBm60'></noscript><dt id='ujBm60'></dt></q></blockquote><noframes id='ujBm60'><i id='ujBm60'></i>

                受賄罪共同犯罪若幹問題研究

                本文首先從受賄罪共同犯罪的構成入手,分析了受賄罪共同犯罪的主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針對學界和實務界存在的不同認識,筆者 分析論證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可以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以 及共同受賄故意的內容、形成和客觀方面的要件。其次,筆者結▓合辦案 實際,按照不同的標準,概括了受賄罪共同犯罪的幾種主要表現形式。 根據對受賄罪共同犯罪的構成和表現形式的認識,筆者對國家工作人員 共同受賄、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共同受賄、國家工作人員與 親屬共同受賄以及國家工作人員與其他人共同受賄等行為進行了認定, 對哪些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構成共犯的哪一類型、哪些不構成進行 了分析論證。最後,對受賄罪共犯受賄數額的認定和責任的劃分進行了 研究。 一、受賄罪共同犯罪的構成…………………………………………………2(一)受賄罪共同犯罪的主體…………………………………………2 (二)受賄罪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5 (三)受賄罪共同犯罪的客觀方面……………………………………8 二、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表現形式 …………………………………………10 (一)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和國家工作人員與 非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10 (二)先收後謀型共同受賄和先謀後收型共同受賄…………………11 (三)職時共同受賄和職後共同受賄…………………………………11 (四)事前通謀的共同受賄和事中通謀的共同受賄…………………11 (五)簡單的共同受賄和復雜的共同受賄……………………………12 (六)貪贓枉法型共同受賄和貪贓不枉法型共同受賄………………12 三、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認定………………………………………………13 (一)受賄罪共同犯罪人的分類………………………………………13 (二)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認定…………………………………19 (三)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共同受賄的認定……………20 (四)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的認定…………………………23 (五)國家工作人員與其他人共同受賄的認定………………………30 四、受賄罪共同犯罪人受賄數額的認定和責任的劃分…………………34 (一)受賄罪共同犯罪人受賄數額的認定……………………………34 (二)受賄罪共同犯罪人責任的劃分…………………………………35 釋…………………………………………………………………39參考文獻……………………………………………………………………45 論文摘要(中文)……………………………………………………………1 論文摘要(英文)……………………………………………………………1 作為職務犯罪中常見多發的一種犯罪,受賄罪在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存在許多的疑難問題,歧義甚多,有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目前, 對受賄罪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受賄罪的主體、受賄罪的客體、賄賂的性 質與範圍、“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等問題,研究的 多是單獨受賄犯罪的問題。近年來,刑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對受賄罪共 犯問題的研究也開始重視起來,但對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的 研究則相對薄弱。司法調查表明,受賄審結有罪率只占舉報線索的 0.89 %;揭露出來的受賄案,夫妻聯手、父子(女)搭檔的達81—90%,共 同受賄犯罪已經成為受賄犯罪的穩定形式。 而司法實踐中,對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還存在較大的分歧,導致很多貪官汙吏成功地逃脫或減輕 了自己的罪責。筆者在檢察機關從事反貪偵查工作,感受最深的是查辦 受賄犯罪案件難,查辦共同受賄犯罪案件更難。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本文結合辦案實際,對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若幹問題進行了研究。由於篇 幅所限,單位參與的受賄罪共同犯罪不在本文研究範圍ζ之內。筆者希望 以此拋磚引玉,推動學界和實務界對受賄罪共同犯罪的研究不斷深入。 一、受賄罪共同犯罪的構成 (一)受賄罪共同犯罪的主體 受賄罪作為身份犯, 不同於其他一般主體構成的犯罪,它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這一特殊主體,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單獨構成受賄 罪。在刑法理論上,受賄罪是一種故意犯罪,與其他許多故意犯罪一樣, 存在著共同犯罪。共同犯罪要求犯罪主體是“兩人以上”。那麽,受賄罪 共同犯罪的主體是否要求兩個以上的行為人都要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呢?顯然,如果兩個以上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共同受賄,可以構 成受賄罪的共犯, 對此不存在爭議;但是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夥同受賄,能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理論上卻存在爭 議,有否定說與肯定說兩種觀點。 否定說該說認為,1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汙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 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相勾結,夥同 貪汙的,以共犯論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 濟組織的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相勾結,夥同Ψ受賄的,以共 犯論處。”但 年修訂後的新刑法只保留了貪汙罪的共犯規定,實際上取消了內外勾結的受賄罪共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國家工作人員 夥同受賄的,不能以受賄罪共犯追究其刑事責任。理由如下:首先,受 賄罪是身份犯,其犯罪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不具有這一特定身份 的人不能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共犯,除非法律另有特別規定。由於刑法 並沒有內外勾結受賄共犯的規定,所以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 相勾結,夥同受賄的,不能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其次,適用刑法總則 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其條件是共同犯罪人的行為均符合構成要件,缺 一不可。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相勾結,夥同受賄,但非國家 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的故意行為不構成受賄罪,所以不能按受賄罪的 共犯來論處。第三,刑法保留內外勾結的貪汙共犯,取消內外勾結的受 賄共犯,是因為兩罪侵犯的客體有區別。兩罪的客體雖然都包括國家工 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但貪汙罪的客體著重於公共財物的所有權, 受賄罪的客體著重於國家機關和其他國有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非國家 工作人員雖不能單獨利用職務便利構成貪汙罪,但在夥同貪汙中,卻能 勾結國家工作人員完成貪汙行為,侵犯公共財物的所有權。在夥同受賄 中,非國家工作人員雖然得到了一定財物,但要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 益,破壞國家機關和其他國有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還得靠國家工作人 員的行為來完成,且收受的財物並不是受賄罪的客體。 2.肯定說該說認為,1997 年刑法雖然對內外勾結夥同受賄情形沒有作出規定, 但根據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相勾結, 夥同受賄的,仍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犯。理由如下:首先,不能以法律 沒有特殊規定為由,否認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國家工作人員夥同受賄構 成受賄罪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身份犯的主體具有擴張性,即因特殊 主體與一般主體在主觀上和客觀上具有共同性,從而使兩者構成共犯。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律有特殊規定,如內外勾結的貪汙共犯,可以直 接適用這一規定;如果法律沒有特殊規定,就要適用刑法總則關於共同 犯罪的規定,這是由我國刑法總則和分則的關系所決定的。其次,刑法 總則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並不要求每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均符合構成 要件。行為人中有一人具有特定身份,其他行為人不論是否具有特定身 份,只要所有行為人都出自共同故意,在同一目標之下,彼此聯系,相 互配合,共同實施犯罪,犯罪的危害結果與各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之間 有因果關系,這也是共同犯罪。第三,貪汙罪和受賄罪的主要客體都是 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賂 的行為會侵犯這一客體,非國家工作人員幫助或者教唆國家工作人員, 夥同受賄,同樣也會對這一客體造成侵害,所以,不能以貪汙罪和受賄 罪侵犯的客體不同為由,否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國家工作人員夥同受 賄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筆者贊同肯定說的觀點。否定說之所以認為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不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其核心理由在於1 年《補充規定》中貪汙罪的共犯規定,刪除了受賄罪的共犯規定。這裏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刑法第3 款的規定。如果沒有刑法第3 款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相勾結,夥同貪汙的,能否以貪汙罪的共犯論處呢?根據刑法總則 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與被教唆犯構 成共犯;起幫助作用的人,也與被幫助的人成立共犯。這些規定足以表 明,一般主體教唆、幫助特殊主體實施以特殊身份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的, 以共犯論處。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一結論:即使沒有刑法第 款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相勾結,夥同貪汙的,亦應以貪汙罪的共犯論處。問題是,刑法為什麽要在貪汙罪中規定共犯,而 刪除受賄罪中的共犯規定呢?這是因為貪汙罪包含了利用職務之便的盜 竊、騙取、侵占等行為,而一般主體與國家工作人員相勾結、夥同貪汙 時,一般主體的行為也符合盜竊罪、詐騙罪、侵占罪的構成要件;刑法 款的規定,是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將貪汙共犯認定為盜竊、詐騙、侵占等罪。刑法取消受賄罪共犯的規定,是因為基本上不存在將 受賄共犯認定為其他犯罪的問題,因而沒有提醒的必要。 款的規定,而是將其理解為法定擬制,那麽,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共同故意實施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 罪時,除貪汙罪之外,一概不成立共犯;這樣,刑法總則關於共同犯罪 的規定幾近一紙空文,總則也不能起到指導分則的作用。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受賄罪共同犯罪的主體,並不要求所有行為人都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但要求行為人中至少有一人為國家工 作人員。顯然,如果所有行為人都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則不可能 發生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便利的問題,就不可能產生受賄罪,也就不 可能有受賄罪的共同犯罪。也就是說,受賄罪的共犯可以是國家工作人 員之間相互勾結夥同受賄,也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之 間相互勾結夥同受賄,但不可能在非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存在受賄罪的共 同犯罪。 (二)受賄罪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 在刑法理論上,犯罪故意包含兩種因素,一種是認識因素,一種是 意誌因素。認識因素和意誌因素是犯罪故意中兩項有機聯系的因素,在 認定構成犯罪的故意中缺一不可。從受賄罪的主觀方面來看,其認識因 素包括對利用職務便利的明知、對賄賂的明知、對受賄行為損害國家工 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明知; 其意誌因素是在認識因素的基礎上,積極追求請托人利益的實現及賄賂的取得。 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在主觀方面要求各行為人之間要具有受賄犯罪的共同故意,這種受賄犯罪的 共同故意具體包括如下一些內容: 1.各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 這種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是指各行為人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表 明其願意共同實施受賄犯罪。這種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以每個行為人 主觀上存在受賄犯罪故意為前提。如果有的行為人不具有受賄犯罪的故 意,他與其他行為人之間就不可能存在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通過這種 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每個行為人的單個受賄犯罪故意就轉化為共同受 賄犯罪故意。但是,這種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並不要求在所有共犯者 之間存在。如在受賄罪的實行犯與教唆犯之間、實行犯與幫助犯之間、 共同實行犯之間分別存在這種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而在受賄罪的教唆 犯與幫助犯之間,就未必存在這種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 2.在認識因素方面 各行為人都認識到不是自己一個人單獨實施受賄犯罪,而是和他人 相互配合共同實施受賄犯罪;各行為人都有對利用職務便利的明知,都 認識到取得財物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能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密切 相關;各行為人都有對索取、收受的財物為賄賂的明知,都認識到索取、 收受的財物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能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報 答物;各行為人都有對他們的共同受賄行為會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的明 知,都認識到他們相互配合共同實施的受賄犯罪會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 務行為的廉潔性。 國家工作人員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產生於兩種途徑:一是請托 人直接向國家工作人員請求時,國家工作人員當然就認識到請托人要利 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二是請托人向第三人提出請求,則隨著第三人向國 家工作人員轉達請求時而產生。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其他行為人 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產生:一是國家工作人員告 知;二是請托人告知請托事項;三是通過生活常理得知,如送錢是想辦 事,辦了事就要“感謝”等;四是第三人提醒等。 國家工作人員對賄賂的明知,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一是與其他行 為人預謀;二是與請托人約定;三是其他行為人告知;四是親眼所見; 五是親耳聽說;六是偶然發現。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其他行為人 對賄賂的明知,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一是與國家工作人員預謀;二是 國家工作人員告知;三是請托人告知;四是第三人告知;五是按生活常 理猜測而得知。 關於共同受賄故意的認識因素應否包含各行為人對共同受賄犯罪會 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明知,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 認為,對受賄行為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明知,不應作為 共同受賄故意的內容。其理由是:受賄行為損害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是 法學家對受賄犯罪危害性的表述,要犯罪嫌疑人認識到這一點是不恰當 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認識自己行為危害性的情況不是特殊現象,而是相 對普遍的現象。對於這些沒有正確認識的人,並不因為其錯誤認識而判 無罪或有罪。在司法實踐中,許多受賄人確實沒有把收受請托人財物的 行為當作犯罪,反而認為是做好事,熱心腸,甚至許多行賄人也是這樣 的認識。 [10] 按照刑法理論的通說,在犯罪故意中,明知的內容應當包括法律所 規定的構成某種故意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實,亦即作為犯罪構成要 件的客觀事實,具體包括對行為本身的認識、對行為結果的認識和對危 害行為和危害結果相聯系的其他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在共同犯罪 故意中,明知的內容是“各共犯者明知自己與他人配合共同實施犯罪會 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 [11] “行為人對其行為的性質等客觀事實情況的 認識,都是由對危害結果有認識這一點中派生出來的。反過來,對行為 性質等客觀事實情況的認識,又是檢驗、證明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否明 確認識的重要標誌。……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中最根本的內容是對行為 的危害後果的認識。” [12] 筆者認為,通說的觀點是符合犯罪故意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論的。 我國的刑法規範與我國社會主義的行為價值觀、是非觀是一致的,危害 社會的行為及其結果達到一定嚴重程度就會被刑法所禁止、所制裁,具 有正常理智的公民都會了解這一點。社會危害性是我國犯罪理論的一個 核心概念,如果不要求行為人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明確認識,將會直 接影響到罪與非罪的認定,甚至影響到整個刑法理論的重構。在司法實 踐中,就筆者查辦的受賄案件來看,犯罪嫌疑人都能認識到受賄行為的 社會危害性,都是明知其為法律所禁止、與職務相背離,仍懷著僥幸心 理決意為之。 3.在意誌因素方面 各行為人在明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收受他人財物,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會損害職務行為的廉潔性的情況下,仍然決意為 之。除了由直接故意構成的共同受賄故意之外,筆者認為,共同受賄故 意也包括間接故意。如國家工作人員與請托人在沒有事前約定的情況下, 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後,對請托人是否會給自己好處任其自然的心理態度。 (三)受賄罪共同犯罪的客觀方面 從客觀方面來說,成立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必須是二人以上具有共 同受賄犯罪行為。所謂共同受賄犯罪行為,是指各行為人的行為都指向 受賄罪,彼此聯系,互相配合,成為一個犯罪活動的有機整體。具體來 說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1.各行為人的行為必須都是犯罪行為 這就要求每個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是具有犯罪性的,而且其社會危害 性達到了嚴重的程度。如果有的行為人的行為是排除犯罪性的,其他行 為人利用其行為實施了犯罪,則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的行為不屬於共同受 賄犯罪行為。如,親屬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和影響,背著國家工作 人員向他人索取財物,客觀上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的行為, 由於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行為,所以該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 不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 2.各行為人的行為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受賄犯罪活動的有機整體 在共同受賄犯罪中,不論各行為人分工如何,參與程度如何,其行 為都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圍繞著共同的受賄犯罪目標進行的。這個共 同的受賄犯罪目標,把各行為人的行為有機地聯系起來,成為一個統一 的受賄犯罪活動整體,其中每個行為人的行為都是共同受賄犯罪有機體 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各行為人不論分工如何,其行為必須從整體上符 合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即在整體上必須要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 人財物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具體包括如下一些內 (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行為司法實踐中認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國家工作人員本 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 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 [13] 這項行為,不論行為人 之間如何分工,也只能由國家工作人『員實施。 (2)索取賄賂或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司法實踐中認定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包括承諾、實施、實現 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 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 取利益。 [14] 其中,索取賄賂或收受賄賂的行為,既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 實施,也可以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只能由 國家工作人員實施。 二、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表現形式 在司法實踐中,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根據不同的 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共同受賄。 (一)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和國家工作人員 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 按照共同犯罪人的身份來劃分,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可分為國家工作 人員共同受賄和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 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根據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在同一單位,又可 以分為兩類:一是同一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互相勾結,共同受賄。 當請托人請托的事項需要某單位辦理,單位內部同一職能部門的多個國 家工作人員可以互相勾結,利用其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同一單 位內不同職能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利用其彼此分工、互相協作 的關系,相互勾結,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共同收 受賄賂。二是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互相勾結,共同受賄。當請 托人的請托事項涉及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時,這些單位的國家工作 人員可能因某種關系,形成共同受賄的犯罪心理,相互勾結在一起,共 同索賄、受賄。 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根據國家工作人員與非 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具有親屬關系,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國家工作人員 與親屬共同受賄,二是國家工作人員與非親屬的其他非國家工作人員共 同受賄。其中,由於國家工作人員與其親屬的特殊關系,國家工作人員 與親屬共同受賄,已經成為共同受賄的一種主要形式。 (二)先收後謀型共同受賄和先謀後收型共同受賄 按照取得賄賂的時間是在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前還是之後來劃分,受 賄罪的共同犯罪可分為先收後謀型共同受賄和先謀後收型共同受賄。 先收後謀型共同受賄,是指行為人相互勾結,先索取、收受請托人 財物,後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共同受賄行為。先謀後收型共同受賄,是 指行為人相互勾結,先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後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 共同受賄行為。 (三)職時共同受賄和職後共同受賄 按照受賄行為是發生在國家工作人員任職期間還是離職之後來劃 分,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可以分為職時共同受賄和職後共同受賄。 [15] 職時共同受賄,是指在國家工作人員任職期間,行為人相互勾結, 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向請托人〗索取財物或收受請托人財物, 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共同受賄行為。職後共同受賄,是指行為人相互勾 結,在國家工作人員任職期間,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在職時的職務便利為 請托人謀取利益,等國家工作人員離退休或者辭職下海後索取或收受請 托人財物的共同受賄行為。 [16] (四)事前通謀的共同受賄和事中通謀的共同受賄 按照共同受賄故意形成的時間來劃分,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可分為事 前通謀的共同受賄和事中通謀的共同受賄。 事前通謀的共同受賄,是指行為人相互勾結,事先達成共同受賄的 故意,之後共同實施受賄行為的共同受賄。如國家工作人員與其家屬共 謀,如果有人送來錢物並提出請求,就收下財物,然後國家工作人員再 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事中通謀的共同受賄,是指行為人一方在實施受賄 行為的過程中,與另一方行為人達成共同受賄的故意,雙方共同實施受 賄行為的共同受賄。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 益後,讓其家屬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共同受賄。 (五)簡單的共同受賄和復雜的共同受賄 按照共同犯罪人的合作方式來劃分,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可分為簡單 的共同受賄和復雜的共同受賄。 簡單的共同受賄,是指行為人共同實施受賄罪實行行為的共同受賄。 復雜的共同受賄,是指不同的行為人分別實施受賄罪的教唆行為和實行 行為,幫助行為和實行行為,教唆行為、實行行為和幫助行為的共同受 (六)貪贓枉法型共同受賄和貪贓不枉法型共同受賄按照國家工作人員行使職務行為的方式來劃分,受賄罪的共同犯罪 可分為貪贓枉法型共同受賄和貪贓不枉法型共同受賄。 貪贓枉法型共同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以放棄職守或違背職責的 方式行使職務行為的共同受賄。貪贓不枉法型共同受賄,是指國家工作 人員以合法方式行使職務行為的共同受賄。在司法實踐中,貪贓枉法型 共同受賄,主要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違背職責,與他人相勾結,向請托 人索取財物或收受請托人財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貪贓 不枉法型共同受賄,主要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與他人相勾結,在自己的 職權範圍內,為請托人謀取正當利益,向請托人索取財物或收受請托人 財物的行為。 三、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認定 (一)受賄罪共同犯罪人的分類 關於對共同犯罪人如何分類的問題,主要有兩種分類方法:一是以 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活動中的分工為標準,將共同犯罪人分為正犯和 從犯,或者分為實行犯、教唆犯和幫助犯,或者分為組織犯、實行犯、 教唆犯和幫助犯;二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活動中的作用為標準, 將共同犯罪人分為主犯和從犯,或者分為一級主犯、二級主犯、事前從 犯和事後從犯。 [17] 我國刑法采取的是將共同犯罪人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和教唆犯 這一以按作用分類為主,以按分工分類為輔的一種新的四分法。我國的 這種分類法,側重於解決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問題,不能全面地顯示各共 犯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及其彼此聯系形式,在解決共同犯罪人的定罪 及其他一些特殊問題上有所不足。 本文在受賄罪共同犯罪的認定這一部分,主要想解決的是受賄罪共 同犯罪的定罪問題。基於此,這裏主要討論的是受賄罪的教唆@ 犯、幫助 犯和實行犯。 1.受賄罪的教唆犯與幫助犯 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實行犯罪的人;幫助犯是指幫助他人實行犯罪 的人。關於真正身份犯中的教唆犯、幫助犯是否需要具有與實行犯一樣 的身份,國內外刑法學界已取得共識,即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與幫助犯, 不一定要具有真正身份犯實行犯的身份,也即無身份者也可以構成有身 份者實施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與幫助犯。 如,日本刑法典第65 款規定:“對於因犯罪人身份而構成的犯罪行為進行加功的人,雖不具有這種身份也是共犯。”即沒有身份的非 公務員、非仲裁員加功於具有身份的公務員、仲裁員而收受賄賂的,即 使沒有公務員、仲裁員的身份,也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加功”一詞 在日本刑法中是指“有助於實現犯罪的一切行為,” [18] 包括教唆行為、幫 助行為等。 又如,韓國刑法典第 33 條(共犯與身份)規定:“因身份關系成立 的犯罪,其參與者即使沒有身份關系,也適用於前三條的規定。”所謂前 三條的規定,是指韓國刑法典第30 條規定的共同正犯(共同實行犯,筆 者註)、第31 條規定的教唆犯、第32 條規定的從犯(幫助犯,筆者註)。 再如,1984 26日我國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於當前 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幹問題的解答》中指出:“婦女教唆或 者幫助男子實施強奸犯罪的,是共同犯罪,應當按照她在強奸犯罪活動 中所起的作用,分別定為教唆犯或從犯,依照刑法有關條款論處。”1998 日我國最高法《關於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中指出,“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 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處罰。”根據我國刑 法第382 款的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國有單位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資產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汙的,以共犯論處。” 關於無身份者能否構成受賄罪的教唆犯與幫助犯,我國現行刑法對 此雖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根據我國刑法總則共同犯罪的理論,以及 前文對無身份者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犯的論述,我們也可以得出這一結 論,這一結論在司法實踐中也得到了貫徹。受賄罪的教唆犯,一般表現 為開導、勸說、指使、甚至脅迫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索取賄賂 或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受賄罪的幫助犯,一般表現為用各種方 法為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創造必要的便利條件,如為國家工作人員受 賄積極出謀劃策,事前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在請托人與國家工作人員 之間牽線搭橋等。 2.受賄罪的共同實行犯 實行犯(正犯)是指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行為的 犯罪人。共同實行犯(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基於共同的意思聯絡, 共同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在真正身份犯中, 實行犯一般是有身份者。有身份者可以構成由有同一身份者實施的真正 身份犯的共同實行犯,如男子與男子可以構成強奸罪的共同實行犯,國 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同實行犯。那麽無身份 者能否構成有身份者實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實行犯呢?對此在理論界 存在不同的認識。 (1)否定說 該說認為無身份者不能與有身份者共同實行身份犯,不能與有身份 者構成共同實行犯。根據否定說所持理由,否定說又大致可以分為以下 幾種情形: 一是義務違反說。該說從身份犯的規範性質是針對有身份者違反其 義務入手,認為無身份者不具有這種義務,因此其即使與有身份者“共 同實行”,也不具有實行的意義。刑法設立受賄罪的目的,在於要求國家 工作人員保持廉潔性,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刑法並沒有提出這一要求。因 此,非國家工作人員即使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收受賄賂,因刑法對其沒 有廉潔性的要求,其行為不具有實行行為性,不能說是受賄的實行。持 這種觀點的有日本學者井上佑司等。 [19] 二是行為支配說。該說從實行犯是實行具有支配地位行為的人的理 論出發,認為身份犯的實行犯只能是有支配地位的有身份者,無身份者 不能實施這種有支配力的行為。無身份者即使與有身份者共同實行身份 犯,也不能是實行犯。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德國的刑法學者,如威爾茲 爾等。 [20] 我國也有學者持類似的觀點,如有的學者認為,“真正身份犯的 實行行為必須是具有構成身份的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實施的,離開了身份, 就不可能有身份犯的實行行為。就強奸罪而言,其實行行為只能是男子 利用自己的男性特征對婦女強行奸淫的行為,離開了強行奸淫這一要素, 就不能構成強奸罪的實行行為。因此,婦女雖然可以對被害婦女實施暴 力、脅迫行為,但因為婦女不能實施奸淫婦女的行為,因而不能成為強 奸罪的實行犯。再如,受賄罪的實行行為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 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離開了國家工作人員利 用職務上的便利這一內容,也不可能有受賄罪的實行行為。因此,非國 家工作人員雖然可以實施幫助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的行為,但 這種行為不是受賄罪的實行行為。” [21] 三是構成要件說。該說認為,在身份犯的場合,只有具有這種特定 身份的人才能實行這種身份犯的實行行為,不具有這種特定身份的人不 能實行這種身份犯的實行行為,也不能共同與之實行。持這種觀點的有 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團藤重光 [22] 和我國的陳興良教授等。如陳興良教 授認為:“身份犯構成犯罪,其犯罪的實行行為是與主體的特殊身份相聯 系的。沒有這種身份,就不存在實施這種實行行為的前提。在受賄中, 雖然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從形式上看似乎收受了賄賂,實施了受賄行為, 但因為該家屬沒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不可能實施受賄罪的實行行 [23](2)肯定說 該說從共同實行犯的共同性出發,認為刑法設立共同實行犯的處罰, 在於其共同行為人在基於共同實行的意思聯絡下,共同實施了犯罪的實 行行為。至於共同行為人是實施行為的一部分,還是實施行為的全部, 不影響共同實行犯的成立。 如前述韓國刑法典的規定表明,無身份的參與人,只要與有身份的 人共同實行身份犯,無身份者應按照該刑法典第30 條的規定以身份犯的 共同正犯(共同實行犯)論處。 日本刑法對無身份者能否與有身份者共同實行而構成身份犯的共同 實行犯問題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日本刑法理論的主流觀點和司法判 例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如日本學者川端博認為,就純正身份犯而言, 無身份者加功於有身份者的行為,構成日本刑法第65 款規定的共犯,其中當然包括共同正犯。 [24] 日本學者大谷實也認為,非公務員與公 務員共同收受賄賂的情況下,非公務員也負受賄罪的共同正犯的罪責。 [25] 我國也有不少刑法學者堅持肯定說的觀點。如有的學者認為,國家 工作人員的家屬可能構成受賄罪的實行犯。家屬作為實行犯,主要表現 為家屬與國家工作人員共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 謀取利益,由家屬收受他人財物。 [26] 也有的學者認為,從理論上看,否 定說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正身份犯,只有具備該身份的人才能實施。但 在立法上,有的立法例明文規定“共同實施”;在實際上,某些真正身份 犯,無身份者並非不可能實施部分實行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否認 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實行犯的可能性,似與法律規定和實際情 況不符。因而主張,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能否構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實 行犯,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凡無身份者能夠參與真正身份犯 的部分實行行為的,可以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實行犯;凡無身份者根本 不可能參與真正身份犯的實行行為的,即不能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實行 [27]還有學者認為,強奸罪是由兩個環節的行為組成實行行為,即手 段行為與奸淫行為,二者都是實行行為的一部分。婦女雖然不能實施奸 淫行為,但可以實施強奸罪的手段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婦女可以構成 強奸罪的實行犯。 [28] 筆者贊同肯定說的觀點,並認為無身份者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同實 行犯。理由如下: 否定說的觀點混淆了實行犯與共同實行犯這兩個概念,抓住的都是 實行犯的基本特征,而沒有貫徹共同實行犯的基本理論。身份犯的規範 性質是針對有身份者違反其對社會的義務,無身份者單獨不具有這種義 務的違反的問題。就受賄罪而言,刑法規定受賄罪要求國家工作人員要 負◢擔職務行為廉潔性的義務,並不要求非國家工作人員負擔這一義務, 但其一旦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收受賄賂,就會侵害刑法對於國家工作人 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要求。此為義務違反說的不足。同樣,行為支配說 沒有認識到實施部分實行行為的,只要行為人具有共同實行的意思聯絡, 不影響共同實行犯的成立,而這部分實行行為,雖然不可能具有行為的 支配力,卻是對具有支配力的行為的配合。構成要件說也存在同樣的不 足。無身份者雖然不能單獨實行身份犯的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但是並 非不能實施實行行為的一部分,如非國家工作人員不可以實施受賄罪的 全部實行行為,但卻可以實施索取、收受他人財物這一受賄罪的部分實 行行為。實施了部分構成要件的行為,也是共同實行犯的特征。 肯定說的觀點意識到了實行犯與共同實行犯的區別,貫徹了共同實 行犯的基本理論。就共同實行犯而言,其與教唆犯與幫助犯的一個重要 區別就在於前者是共同實行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而教唆犯與幫助犯實 行的是非實行行為,而不是實行行為;其與實行犯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 於前者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行構成要件的行為,而實行犯是單獨實施 全部構成要件的行為。在如何理解共同實行的問題上,大陸法系刑法理 論一般認為,共同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構成要件的行為,無論是實施了全 部構成要件的行為還是實施了部分構成要件的行為,都不影響共同實行 的成立,因為共同實行犯采取的是“部分行為全部責任”的原則。 [29] 前所述,共同實行犯與實行犯不同,前者的主體是二人以上,二個以上的行為人在♂完成犯罪上,完全可以做到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對方的行為 或舉動完成共同的犯罪,沒有必要都將犯罪的實行行為實施完畢。特別 在犯罪的實行行為系復合行為的犯罪中,數個行為人完全可以互相利用, 分別實施不同的行為。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就可以構成這種情形。如果孤 立地看,每個具體的行為人的行為都不完全符合犯罪的全部實行行為, 都不可能構成犯罪。這種結論顯然不合理。只有全面地看待各個行為人 的共同行為,將其共同行為納入一個整體來看待,整個犯罪構成的實行 行為就是完整的。 當然,我們在承認無身份者可以作為某些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實行犯 的同時,也承認刑法中有些真正身份犯,對於無∏身份者來說,事實上不 可能實施其構成要件的行為,如我國刑法中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罪等, 無身份者就不可能與有身份者共同實行而構成共同實行犯,但這並不影 響我們認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可以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實行,構成受賄罪 的共同實行犯的問題。 (二)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認定 國家工作人員由於具有特定身份,在受賄罪共同犯罪中,往往構成 受賄罪的共同實行犯。如,同一單位或不同單位的多個國家工作人員之 間相互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共同收受 請托人財物的,構成受賄罪的共同實行犯。 除此之外,如果不是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都利用了各自職務上的便 利,而是有的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有的沒有利用,那麽,沒有利用職 務上的便利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受賄罪共同犯罪中往往起到幫助或者教唆 作用,構成受賄罪的教唆犯或者幫助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國家工作 人員則構成受賄罪的實行犯。當然,這種情況下,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的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構成受賄罪的共同實行犯,如其雖沒有實行利 用職務便利的行為,但其如果實施了收受或索取財物的行為,也構成受 賄罪的共同實行犯。 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犯罪時,要註意區別國 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與斡旋受賄的不同。斡旋受賄是指我國刑法第 388 條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 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 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斡旋受賄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容 易混淆的地方,通常是在國家工作人員一方沒有直接利用自己的職權實 施職務行為,而另一方直接利用自己的職權實施了職務行為的情況下。 區分這兩種行為的關鍵在於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是否具有共同受賄的故 意。如果沒有共同受賄故意,則被斡旋者不構成犯罪,斡旋者構成(斡 旋)受賄罪;如果具有共同受賄故意,則斡旋者與被斡旋者構成受賄罪 的共同犯罪(共同實行犯);如果斡旋之前沒有共同受賄故意,在斡旋過 程中產生了共同受賄故意,則斡旋受賄轉化為共同受賄。 (三)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共同受賄的認定 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均屬於有特定身份的人員,但其身 份的性質又√各不相同。在單獨犯罪的情況下,受賄罪與公司、企業人員 受賄罪可依主體身份的不同直接進行認定;在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 業人員共同受賄的情況下,認定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既要考慮 受賄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構成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論,又要考 慮國家工作人員和公司、企業人員在共同受賄中的行為特點。 1.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利用一方職務上的便利共同受賄 的行為 具體有兩種情況:一是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相勾結,利 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而沒有利用公司、企業人員職務上的便 利,共同收受或索取賄賂的行為。這種情況符合受賄罪共同犯罪的構成, 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其中國家工作人員 是實行犯,公司、企業人員既可以構成教唆犯、幫助犯,也可以構成共 同實行犯。二是公司、企業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相勾結,利用公司、企 業人員職務上的便利,而沒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共同收 受或索取賄賂的行為。這種情況符合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共同犯罪的 構成,公司、企業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共 犯,其中公司、企業人員是實行犯,國家工作人員既可以構成教唆犯、 幫助犯,也可以構成共同實行犯。 2.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各自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共同受 賄的行為 被稱為“主犯決定說”的觀點認為,這種行為應當按照主犯的犯罪 性質定罪。這種觀點源於司法解釋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 2000 27日《關於審理貪汙、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 指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與國 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的財產非法 占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在主犯為兩人以上,且主犯的身份不同的情況下,就無法按照這種觀 點確定罪名。 有的學者認為,應當按照實行犯的犯罪性質決定共同犯罪的性質。 [30] 這種觀點顯然更具合理性,但在兩種不同的特殊主體共同犯罪的情況 下,如果均為實行犯,那如何確定罪名? 正因為如此,我國的張明楷教授指出,為了解決上述難題,在以實 行行為的犯罪性質確定共同犯罪性質的基礎上,必須有適當的補充原則, 其中要運用“部分犯罪共同說”的原理。 [31] 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 觀點,只要兩人以上就部分犯罪具有共同的行為與共同的故意,便成立 共同犯罪。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又存在分別定罪的可能性。 [32] 者贊同這一觀點,即盡管不同的犯罪構成之間不能成立共同犯罪,但這些犯罪如果具有重合的☉性質,則在重合的限度內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在 此前提下,又有分別定罪的可能。 這樣,在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相勾結,各自利用其職務 上的便利共同受賄的情形下,一方面,存在兩個不同的犯罪構成,一個 是受賄罪,一個是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另一方面,這兩種犯罪又具 有重合的性質。 具體而言,就受賄罪來說,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是實行行為,公司、 企業人員實施的可能是部分實行行為(收受或索取財物),也可能是教唆、 幫助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與公司、企業人員構成受賄罪 的共犯。此時,公司、企業人員的行為雖然也觸犯了公司、企業人員受 賄罪,但屬於想象竟合犯,按照想象竟合犯從一重處斷的原則,應定為 刑罰較重的受賄罪。 就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來說,公司、企業人員實施的是實行行為,

                【精品專業論文】受賄罪共同犯罪若幹問題研究,法律,法學,清華,吉林大學,法理,社會學

                文檔格式:
                .pdf
                文檔頁數:
                58頁
                文檔大小:
                112.86K
                文檔熱度:
                文檔分類:
                論文  --  畢業論文
                文檔標簽:
                受賄罪 共同犯罪